若其中的一部分能够一辈子收敛和约束，就外观而言，亦已迹近真君子了。
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是有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他说：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
故而后世儒学非常重视集义。而给天理下个定义乃至将其置于一定的规范之内，就等于将本来缘构性的天理现成化到物理时空当中，天理便失去其本有的非现成化的缘构属性，成为可以奴役人的点性的东西。思即人的思考、思虑，即人的思想活动，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并非由大脑主宰的思维功能，而是能将人的任一思维判为善的或判为恶的准则，即良知自然知道自己思维的善恶。就其学问建树而言，大道至简，致吾良知，四句教法，学者蚁聚正是因为他是这样一位三不朽的人物，故而一直以来，受到普遍的关注和推崇，不仅 大批社会精英对他推崇备至，黎民百姓也日用其学而不知。先生曰：‘众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
但王阳明并未认同这种化心为性的理论，觉得程朱理学使得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故而在龙场悟道之后，作为对朱熹的反响，王阳明进行了心体的重建。天理问题作为形而上学问题，关涉的是终极的整全，即整全的缘构境域，把握整全的缘构境域才能把握天理。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下》）。
仅以墨家为例，它强调的兼爱与儒家强调的仁爱可以说内在一致，都主张普遍性地爱一切人。同时，他也从孝父的基点出发，严厉地斥责宰我的短丧说不仁（《阳货》）。（《论语集注·子路篇注》）就此而言，和而不同原本是一个涉及人际关系的儒家规范，强调君子由于重义的缘故，可以在彼此有别的情况下保持和谐状态、不会彼此乖戾。但是胡适之说：我为什么不能戴金框眼镜呢？……金框和银框都是金属，有什么分别呢？绸缎和麻布又有什么分别呢？这样一来，就把孝道否定了……你一问为什么，你就不是人，而是禽兽。
与此相应，忠君孝父也就理所当然地构成了儒家和而不同的底线：如果其他思潮愿意承认忠君孝父神圣不可侵犯的终极地位，儒家当然可以与它们保持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状态。为此他还频繁地向圣上上书，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因此丝毫没有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意识。
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不可坑人害人，并将这一点作为普遍仁爱的内在要求。原因很简单：既然有父有君构成了中华文化赖以赓续不绝的先贤圣王之教命根子，在这个人之为人的原则问题上，儒家怎么可能与其他思潮搞什么和而不同？既然只有儒家才是弘扬父子君臣之大伦的先贤圣王之教，那么，其他学说只要不承认父母的本根地位、不拥护君主的至上权威，哪怕它们积极肯定个体性的自主平等、大力倡导群体性的兼爱慈悲，也一定是充塞仁义的夷狄之法、率兽食人的邪说暴行，必须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由此通过确立意识形态自儒家出的思想性大一统的途径，实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性大一统。例如，孔子在阐发仁的内涵时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就潜含人们如果不愿意自己受到坑害、也不应该坑害其他人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的全球化氛围下，这些观念还确实有助于我们处理各种文化思潮并存竞争、相互冲突的现象
第三是儒学历史的研究。我们且以朱子为例说明历史上儒学大家的全面性及诸方面的贯通。我提倡每户人家，在居住地的室内找一个较好的空间，摆上天地圣亲师的神木牌位及两口子双方已故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亲的牌位，在一定的节日或忌日穿上民族服装（如深衣）行跪拜礼或躹躬礼。当前，特别要纠正五四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中国文化的诸多偏见，有很多看法相沿成习，积重难返，需要拔乱反正。
太谷学派创始人为周太谷（1764年～1832年），该学派广泛传布于江苏仪征、扬州、泰州、苏州一带，百余年间，盛行于江湖，全盛时徒众达万余人。我特别重视草根的民间社会的重建，例如湖北黄陂信义兄弟事迹的重释等。
本来儒学就不是书斋之学，而是生活之学，但由于西方化的影响，儒学有变成书斋、会议之学的危险，所以我们尤其要提倡民间儒学，并鼓励青年学子立志到民间去弘大儒学，再植灵根。为了便于在现代社会生存与发展，儒家团体不妨如道教、佛教团体一样，申请成为教团组织，在民政部门登记，如同汤恩佳先生的香港孔教学会那样，成为合法的宗教团体。
由于我们的传统社会是儒家型社会，民间社会空间很大，民间自治组织很多，儒学与传统制度文明中的有益成份有密切的关系，如文官制度、教育制度、救荒济赈制度、监察制度等，可以总结并予以创造性转化。又朱子注意史学，于历代人物贤奸，制度得失，事为利病，治乱关键，莫不探讨精密，了如指掌。要重视对管理者、官员与公务员等加强君子人格的培养与心性的修养、陶冶。与此相应的表达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第二是儒家人物的研究，包括儒林传、道学传与地方志上的人物。由于五四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我国的文化精神传统在其本土遭遇到灭顶之灾，几代人对传统文化相对隔膜，而30多年以来的金钱权力挂帅，国民的精神归宿感与对做人做事之正道的信念日渐淡薄。
（《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从古至今，从上层精英到普通老百姓的社会理想。我们应当积极引导，使老百姓对国学的学习与理解更加有理性。
有的一家几代人一块儿在此接受教育，而且非本社区的居民也可参与。国学教育是有神圣性的，虽然可以用寓教于乐的方式，但是国民需要通过庄严的学习，理解自己的文化精神传统。
而我们认为，‘什么是儒学的追问并不是简单的历史学问题，尤其不是线性历史的命题。试观其壬午、庚子、戊申诸封事，议论光明正大，指陈确切着实，体用兼备，理事互尽，厝诸北宋诸儒乃及古今名贤大奏议中，断当在第一流之列。
杜维明先生说：在儒家的底层，像一般的农民、工人，他们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一些地方的民间组织正在恢复祠堂、书院与民间慈善会，这是民间儒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自植、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使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核心价值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老百姓的生活指南与安身立命之道，安立世道人心。对儿童、少年的教育，蒙学教育是很好的传统。
[7] 2013年1月在深圳大学举行的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山大学黎红雷教授在会上介绍了各地教育系统在中小学推广《弟子规》与黎教授的家乡----海南省琼海市大园古村设立青少年教育基地推广蒙学，以及海南各地民间坚持祭祀之礼的情况。孔子思想对欧洲文化启蒙，对世界人权宣言与伦理宣言的形成，有积极影响。
这很危险，其危险性是使我们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社会伦理的基本共识与终极信念与关怀。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今天，重振乡村儒学的任务十分沉重，可以尝试与古村落保护运动同步进行，然后慢慢推开，努力复兴。第六是儒学的教育与传承，培养后代。
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只能是失败的。现在佛寺、道观的复兴很好，但相形之下，在文化生态上，书院与文庙还太过凋零。在制度层面的文明上，儒家的制度架构，行政、司法制度，土地、赋税等经济制度，征辟诠选制度（荐举、科举考试），文官制度，教育制度，开放教育，平民子弟通过接受教育参与政治甚至最高政治，荒政、赈灾的制度，优待老人与弱势群体的制度，君相制、三省六部制、谏议制、封驳制与监察制等，这些制度文明中有不少实质公正的内涵与制度设计的智慧，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极大，都可以在现时代作创造转化。民间儒学，也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办儒学，即民间组织推动的儒学。
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仍是我国社会生活中最需要的道德价值。几十年来，我不断呼吁以孔诞为教师节。
深圳大学问永宁副教授在会上介绍了深圳市孔圣堂、梧桐山私塾联合会、信德图书馆等民间儒学的情况。（《礼记·礼运》）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现在出现国学热，正是一种反拨。多年来，我都在孔诞日带着国学学子在校内孔子像前行礼（2011年、2012年行的是释菜礼）并背诵《论语》若干章。
